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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科·龐德的中國情結
      發布時間:2020-03-19 19:12 星期四
      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 王婧 (華東政法大學法律文明史研究院研究員)

      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是20世紀上半葉享譽世界的美國法學家。他與中國近代法制史有一段眾所周知的淵源——1946~1948年間,龐德受聘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與教育部的顧問,成為近代最后一位來華的法律顧問。不過龐德與中國的淵源并不止于此,龐德對于中國的重視也遠超他曾經工作過的其他國家(比如印度)。某種程度上,說龐德有中國情結亦不為過。

      龐德中國情結的淵源可以追溯至1910年。龐德的重要研究伙伴——社會學家羅斯(Edward A.Ross)——在中國考察半年之后,送給龐德一份有關中國法制狀況的記錄。不過,對當時致力于革新美國法制的龐德而言,東方古國的法制只是他比較法研究的素材。

      這種狀況在1930年代發生了改變。龐德開始通過美國傳教士了解中國。1932年,龐德應邀出任東吳法學院的理事。正是這層關系促成了龐德在1930年代的兩次中國之行。1935年8月龐德取道上海奔赴香港,并在8月26日回到上海。在這次短暫的私人訪問中,龐德與中國學者有了更多接觸。此時,龐德的社會法學理論被吳經熊和陸鼎揆等人譯介到中國已近10年,民國的法學精英對于龐德的著述推崇備至。這預示了兩年之后龐德第二次中國之行的禮遇。1937年2月24日,龐德到達上海,兩天后訪問南京。在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長王用賓的陪同下,龐德在南京孝陵衛法官訓練所發表了“司法之功能”的演講,在中央大學發表了“法律之理想運動”的演講。王用賓還陪同龐德考察了河北的法庭與監所。此時二戰雖然尚未全面爆發,但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開始。剛剛卸任哈佛法學院院長的龐德認識到,社會法學理論無論如何完美都不能阻止即將到來的戰爭,它的力量和自己的權力一樣,都是有限的。

      1935年還有一件事情與龐德后來任職中國密切相關:龐德作為院長主持了楊兆龍在哈佛法學院的博士(S.J.D)論文答辯。龐德直言,“楊兆龍是接受我考試的第一個中國人。東方人的思維方式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這段師生情緣對1946年龐德從哈佛大學退休后接受國民政府的邀請至關重要。彼時,楊兆龍是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的司長。國民政府對于聘請龐德非常重視,蔣介石親批“第二年必須續約,待遇必須優厚”。龐德選擇中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剛剛結束抗日戰爭的中國需要大規模的法制重建,對于在美國學術影響力已顯頹勢的龐德而言,這是踐行“社會工程”理想、輸出美國法律模式的絕佳機遇。龐德放言,任職中國是他有生之年“最大的一份工作”。

      1946年6月28日,龐德到達上海。7月12日,龐德就向司法行政部提交了一份詳盡的報告——《改進中國法律的初步意見》,8月7日又提交了《創設中國法學中心芻議》。8月24日,龐德向教育部提交了《中國法律教育改進方案》。三份報告已經基本勾勒出龐德對于中國法制重建的構想。

      在龐德看來,中國法制的現代化進程是在外力作用下自上而下展開的,法律模式的選擇是改革的首要問題。中國傳統的道德習慣和法律制度需要認真對待,不能因為它們是傳統的或者在西方世界的比較法中找不到對應就否棄。也不能因為它們是歷史的就作為法典解釋和適用的基礎。而是既要運用比較法在西方世界兩大法系中明智的選擇,又要運用歷史的眼光理解法典適用的中國現實和法律秩序的目的。為此,中國應該堅持其繼承已久的現代羅馬法體系而不應該采英美法系的模式,因為中國缺乏普通法的歷史基礎,而且英美法自身也存在著缺陷。

      龐德認為,中國法制重建的關鍵在于培養兼具公共服務精神與專業技術的法律人。法律教育因此成為貫穿龐德中國法制改革建議的核心論題。龐德指出,中國法律教育的首要問題是統一,即法官、律師與行政官員在同一種法律傳統之下接受訓練,培養彼此的理解與合作精神,才能保證法律解釋與適用的統一,保證繼受而來的法典成為真正適合于中國人民之法典。創設中國法學中心編撰統一的“中國法通典”正是基于此種考慮。

      從1947年9月到1948年10月,龐德提交、發表關于中國法制改革的報告、計劃、論文、正式演講等共計42篇。他還主持并親自參與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司法田野調查。然而,由于內戰局勢日漸緊張,龐德被迫于1948年11月21日離開中國。這樣一種離任方式讓龐德無法釋懷。回國后,龐德曾告誡當時任教于哈佛法學院的伯爾曼,“我們應該重視中國”。2006年,耄耋之年的伯爾曼訪問中國時對這句話仍然記憶猶新。甚至國民政府敗退臺灣之后,龐德依然致信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表示“如果此時需要做什么來幫助國民政府,我將會全力以赴”。

      責任編輯:梁成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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