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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的法律指導思想 從黃老無為到儒法會通
      發布時間:2020-03-19 19:12 星期四
      來源:法制日報——法制網

      □ 張鋒

      在其四百余年的國祚中,漢朝的法律指導思想多有變化。

      漢初,統治者奉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到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在思想上獨尊儒術為帝國的立國指導思想,但實際上,漢武帝和其后的西漢帝王大多奉行“王霸并用”“陽儒內法”的治國理念。至西漢末年,儒學已在帝國的立國思想上占據主流地位,到東漢時期,儒學成為決定帝國法制建設的主要思想。

      秦漢兩朝時,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盛況不再,在大一統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帝國體制下,國家只需要一個主流指導思想,由此大勢決定,漢代的思想界出現了“諸家合流”的傾向,原有各家獨立傳承的學派逐漸融會到博采眾家的儒家之中。漢朝的儒學,在內容、氣質與具體主張上已經與先秦儒家有了明顯區別,雖然也保留“仁”“仁政”等主張,但更多的與讖緯神學和法家刑名之類雜糅到一起,成為符合集權專制統治秩序要求的新思想。

      漢初,由于奉行“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統治者對思想界的控制有所放松。惠帝時廢除了《挾書律》,高后時廢除了“妖言”罪,至文帝時再次頒詔廢除“妖言”罪。在這種寬松環境下,原來列為禁書的儒家經典再次在民間流傳教授,儒學日漸復興。

      到漢武帝時,儒學諸經紛紛被立為官學,經學的地位逐漸提高。經漢武帝的倡導和董仲舒等儒生的鼓吹,在司法審判領域援引儒家經典的“大義”解釋律條的做法獲得國家認可。這樣,經學中的注釋方法就被引入到法律研究之中,催生了中國的注釋法學——律學。各派儒生根據自己的經學知識,對帝國的法律條文的內涵和適用方法進行解釋,以期通過這種方式改變漢朝的“祖宗成法”,使“漢承秦制”的漢律逐漸符合儒家經典中的各種主張,這便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開始。

      漢魏時代的著名律學家一般同時都是著名的經學家,如東漢的鄭玄、魏晉時期的張斐、杜預,都既是律學大師,也是經學大師。或者,更準確而言,他們都是首先在經學領域做出令人矚目的成就,然后順勢將其經學知識與方法運用到律學研究之中,遂成一代律學大師。

      魏晉時期經學家、律學家杜預所作《春秋經傳集解》。經過兩漢四百多年的發展,經學與律學已經水乳交融,到漢末魏晉時期,已經出現了大量出色的以經學方法開展法律研究的學者。杜預與張斐為《泰始律》所作的注釋,與律并行,故世稱《泰始律》為《張杜律》。

      責任編輯:梁成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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